戴红袖标挥手的毛泽东
成千上万张毛泽东的照片流传世间，而毛泽东身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向群众挥手的照片却是特殊年代的一个生动记载。
对照片的拍摄者吕相友来说，拍摄这张照片时的情景如同刀刻般留在他的记忆深处……
那年吕相友38岁，作为党中央
1966年8月18日。
北京，天安门。
这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簇拥在天安门城楼周围，手中举着《毛主席语录》，有节奏地呼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吕相友头一天接到拍摄任务，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次的拍摄具有完全不同以往的意义。事实上，当时就连毛泽东本人应该也没有想到，那一天，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10年历史阶段的开端!
多年的拍摄生涯，使吕相友养成了做好一切准备的习惯：他总是早早来到拍摄现场，多备胶卷，仔细检查摄影器材。8月18日，他来到天安门城楼时不到9点钟，比平日还早，但却意外发现毛主席已来到大厅，正坐在中央大厅正面休息室的沙发上抽着烟。
他急忙架好摄影机，镜头中：毛泽东一改平时穿中山装的习惯，竟穿了一身绿军装!这身军装的衣服尺码明显偏小，穿在高大的主席身上紧巴巴的：军帽戴在主席的头上也显得不够平整。虽然这样，毛主席威严的神态还是使吕相友不禁神往起战争年代主席统率三军的风采。
作为有严格纪律要求的摄影记者，吕相友心里只想着更快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但他还是忍不住心中诧异：在《人民日报》工作9年，从未见过毛主席在公开场合穿军装。据他所知，这还是毛主席进城之后第一次穿军装。他没有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当出席大会的其他领导人陆续来到城楼上，庆祝大会即将开始时，毛主席熄灭了手中的香烟，开始整理自己的军服。李讷快步走过来，帮父亲整理头上的军帽，并系好风纪扣。
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群众挥手致意．（１９６６年）
当站在一边的摄影记者们被李讷批评不应将主席衣着不整齐的样子拍下来时，吕相友这才知道毛主席也是临时才决定穿军装，所以衣服是从中央警卫团里借来的，衣帽都比毛主席本人的高大身躯小了一号。吕相友一边点头，一边心里嘀咕：除了作为女儿的李讷，谁敢动手帮主席整理衣帽啊。
在这段日子的天安门城楼大厅里，吕相友拍下了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谈话的照片：与陈云交谈，与董必武交谈，与陶铸交谈……
在拍摄过程中，吕相友发现：陈云因身体原因穿着呢外衣，刘少奇穿着中山装，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先是穿着便装来到大厅，与毛主席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就匆匆走出了大厅，原来80岁高龄的董老也去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绿军装。
为什么毛主席在那一天穿军装呢?时至今日，对吕相友来说，这仍然令他难解。
为了拍好毛主席身穿军装向红卫兵们挥手的照片，吕相友在离毛主席不足一米的城楼栏杆边探出身子进行拍摄，由于被挡在毛主席和红卫兵之间，他听到城楼下的人们不停地喊着： “我们要看毛主席，不看记者的屁股!”
照片冲洗出来后，望着毛主席身穿军装，向红卫兵挥手的照片，吕相友心里掠过一丝遗憾：照片中毛主席的身影衬着空阔高远的蓝天，将他高瞻远瞩的气概、广阔如海的胸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毛主席挥手的前方，却因摄影环境的制约，镜头无法延伸，使毛主席挥手的前景稍显窄了些。当时吕相友所站的位置已是摄影师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为此周总理还亲自吩咐警卫人员注意摄影记者的安全。
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这张照片的政治性远远超过了它的艺术性。照片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臂上的红袖章醒目地传递着一个信息：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运动。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一共8次检阅红卫兵，平均每12天接见一次，历时3个月，总共接见了1300万人。
就在这次拍摄之后，报纸上大幅刊登这张毛泽东身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向群众挥手的照片，并将其说明写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革命群众招手。”
这张照片很快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制成千万张宣传画全国发行。照片本身是黑白照片，印刷品进行了上色处理。解放军很喜欢这张照片，将它大量制成纪念章，后来甚至连茶杯、书包、笔记本上都有这张照片。它还被制成邮票，大量发行，“文革”结束后，以这张照片为图案的邮票在香港售价高达数千元。
但不为人所知的是，照片发表之后，还曾经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起因是照片中毛泽东将帽子握在左手里，由于黑白照片和印刷的问题，帽子的轮廓看起来就像一只脚。在那个年代竟敢发表脚踢毛主席的照片，对伟大的领袖不敬，这还了得？！红卫兵们很快纠集了数十人，手拿皮带冲到人民日报社门口要找吕相友算账。他们在报社门口一堵就是好几天。报社领导拿出照片耐着性子向年轻气盛的红卫兵们解释半天，说明是印刷问题才算是过了关，而吕相友本人则一连数日不敢出现在办公室里，就连午饭都是请同事帮忙从食堂里带回来吃，若有拍摄任务，他只好从报社的边门出去。
吕相友回忆起那段日子，就觉得既无奈又可笑。
城楼上的毛泽东和李宗仁
1966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热闹非凡，这次既是国庆观礼，又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受毛泽东邀请，1965年回国定居的国民政府前“代总统”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
此前，为了李宗仁的安全，周恩来安排有关部门将他秘密送到解放军医院保护起来。国庆节到来之际，李宗仁接受毛泽东的邀请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
曾经的对手，如今的朋友，毛泽东、李宗仁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１９６６年）
忙着在天安门上拍摄的吕相友此时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走向李宗仁，边走边向李宗仁伸出手来，李宗仁赶忙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右手。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当时，由于李宗仁回国时间不久，吕相友甚至不认识李宗仁，他只在心里纳闷：这位瘦小的老者是谁啊？为什么毛主席会将他拉到天安门城楼的中央，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同检阅游行群众呢？
虽不知李宗仁的身份，但吕相友还是凭直觉断定：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人，如果能抓拍到他与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肯定是有新闻价值的。吕相友挤过去拍照时，注意到李宗仁一边竖起大拇指一边说：“……毛主席领导有方啊!”
拍完这张照片之后，毛泽东与李宗仁走进了休息室。作为摄影记者，吕相友只能望着两人的背影，遗憾未能多拍几张照片。不久，毛泽东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毕，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宗仁说：
“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多年之后，人们在李宗仁机要秘书尹冰彦的记录中读到了李宗仁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毛泽东询问了李宗仁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两人又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发动起来之后的制乱工作；毛泽东还对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
1969年，李宗仁病逝于北京。1966年的接见是李宗仁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面，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可惜吕相友拍摄这张照片时稍稍晚了几秒钟，未能拍到毛泽东与李宗仁握手的瞬间。这张照片在新闻价值上逊色于其他记者抓拍的握手场景，因此，这张照片并未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是成为吕相友的私人珍藏。
回忆起往事，吕相友不无感叹，如果当年他能再多了解一点儿人物的背景，就能拍摄出更有新闻价值的照片。好的摄影作品往往是在瞬间形成的，而这一瞬间的捕捉，也就是摄影人常说的“三分机遇，七分积累”，二者缺一不可。
暴风雨来临之前
新闻摄影师经常有意识地寻找照片中想要反映的题材，但真正富有震撼力的作品往往很难事先预知，因为只有等到照片本身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完全显现出来，这类作品才会被人欣赏。
吕相友拍摄下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三人的合影就是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照片中三人都露出了笑脸，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望着周恩来，而周恩来正在大笑。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言，这张照片似乎有一个非常单纯的主题：领导人之间的战友深情。
这一天，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都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大厅外就座。在吕相友的镜头里，这是三人最后一次聚首。（１９６６年）
当时，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三人臂上的红袖章也标明了“文革”十年的来临，而在这场运动中，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成为局面不可控制以后的受害者。
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天安门城楼中央大厅之外。大厅里，毛泽东已经与陶铸、董必武、陈云等许多人谈过话。事实上，在这次拍摄前，党内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成定局，或许这就是刘、邓两人选择坐在中央大厅之外的原因。8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的排名从第二位变为第八位。
1966年8月31日下午5点40分，毛泽东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和邓小平依然出场，但入场顺序明显发生了变化。中央领导人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是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江青、陶铸、聂荣臻，第三辆车上才是邓小平、刘少奇。
照片中的三位领导人，邓小平后被送至江西“劳动改造”，经历几起几落之后，他重回政治舞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书写了新中国走向繁荣的历史篇章；刘少奇则被开除出党，含冤而逝；周恩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努力将“文革”带来的错误和混乱局面减小到最低程度。正如邓小平后来说过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做了很多工作，没有他，中国的混乱局面还要持续更长时间。
这张照片后来用“暴风雨来临之前”为题发表。
在吕相友的镜头里，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最后一次聚首。
思念周恩来
拍摄周恩来总理，吕相友看到了太多感人的画面。他常常是含着激动的泪水，拍摄周总理的身影。
周恩来办事十分细心。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外宾后，微微皱起了眉头，将汪东兴叫到身边低语了几句，旁边的吕相友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后来吕相友才知道，毛主席对强烈的灯光刺激十分敏感，觉得眼睛不舒服，关照工作人员将灯光减弱一点。
周总理当即向摄影记者们指示， “你们在拍摄主席活动时，不能用电影灯和闪光灯”， “你们的灯源线不能把主席绊倒。”周总理体谅摄影工作人员的难处，又说， “既不能不用强光，又不能不完成拍照任务，要仔细研究研究，解决的办法总是会有的嘛!”
几家新闻单位为了解决感光不足的问题，采用了高速感光片拍照，以提高感光度。在毛泽东经常接见外宾的地方，安装了光线更为温和的暗灯。
操劳国事的周恩来。（１９６３年）
1969年4月1～2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吕相友承担了全程采访工作。就在开幕式的前夕，已是晚上10点多了，周总理还带领着有关人员认真地检查会场的准备情况。当检查到毛主席的位置时，周总理关切地指示工作人员将毛主席的座位留得宽一些，因为毛主席身材魁梧，座位太小就会觉得不舒服。看到随行的摄影记者们，周总理又特别提示他们在拍照时不能挡住代表们的视线，并笑着出主意建议他们轮流分工拍摄。
最让吕相友记忆深刻的是：熟知毛主席生活习惯的周总理还让工作人员在毛主席的位置前面准备了烟灰缸，脚边备了一个痰盂。
周总理从不把自己看成特殊的人物，他常常提示摄影记者们，“你们的镜头要多对着群众，不要老是对着我们照。”吕相友翻看周总理的照片时发现，周总理在与群众合影时总是有意识地让群众站在中间位置。
周总理在各种场合心里都装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就连工作人员也不例外。一次，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国宾，当留意到还有很多记者因为工作需要错过了吃饭时间的时候，他立即让礼宾司的同志通知大会堂给记者们准备工作餐，并说：“再安排宴会的时候，给他们发请柬留位置嘛。”“他们随时都在工作，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用餐。”
1958年夏天，当周总理在寓所设便宴接见缅甸总理奈温及夫人时，也不忘关照身边的工作人员给记者们准备工作餐。
一件件贴心的事情，让吕相友感受到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
时至今日，吕相友闭起双眼，似乎还能看到周总理最后的面容：消瘦、憔悴，眉宇间仍然带着刚毅之色，仿佛在说，“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因病去世，吕相友是能到医院拍摄周总理遗容的少数几位摄影记者之一，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人民的好总理。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或更少的周总理；强撑病体，昼夜不停工作的周总理；自己说“我一坐下就站不起来了”的周总理，终于永远地休息了！
20世纪90年代末，吕相友带着“室性心动过速”的身体，投入了编辑一本具有文献性质的大型周恩来画册的工作中。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前夕，这本名为《伟人周恩来》的画册终于面世了。对吕相友来说，将周恩来当年的音容笑貌呈献给广大人民，才是怀念周总理的最好方式。
洒尽一生的泪水
1976年，中国的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
人民还来不及从悲痛中解脱出来，7月28日河北唐山又发生了7.8级大地震，吕相友立即背起相机奔赴地震灾区执行拍摄任务，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
回到北京，吕相友已累得又黑又瘦。9月11日上午，他还在整理着唐山大地震的照片，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响了，电话里，中央警卫局值班室人员通知他前往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但并未说明执行什么任务。
吕相友没有多想，拿着摄影器材急忙赶去拍摄地点。一进北大厅，他的心一下子被紧紧地揪住了：灯光通明的大厅里安静得出奇，巨大的横幅和黑框照片里那张吕相友拍摄过无数次的脸庞让他明白：这是最后一次拍摄毛主席!
当时，吕相友很想扔下手中的相机，扑上前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但不行，他有任务，而完成好这任务是他对心中敬爱的领袖的最好情感表达。
忍住泪水，吕相友不时变换镜头和角度，全力用两台机器将毛主席的遗容拍摄下来：毛主席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全身场面、特写镜头，黑白照片之后是彩色照片……
当天上午，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吊唁活动开始了。
走进毛泽东灵堂的老人们泪水不断。（１９７６年）
1976年9月11日至9月18日，隆重的吊唁仪式总共持续了8天。数百万人民群众和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参加了吊唁。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民公社以上的单位及香港、澳门和驻外使馆都设置了灵堂进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
作为摄影记者，吕相友被治丧委员会安排两次守灵，因此拍摄了许多感人的吊唁场面。在哀乐声中，一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各族各界群众和党政军机关干部，排成整齐有序的队伍，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广场进入吊唁大厅。人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在这个时候，那些高大魁梧的七尺男儿在毛泽东遗体前缓缓走过，瞻仰领袖遗容的时候，都抑制不住心头的悲痛，一个个失声痛哭，泪如泉涌，许多年过半百的老人甚至哭晕过去。
在8天的吊唁活动中，吕相友一边流着泪，一边拍摄吊唁场景。常常是拍着拍着，眼前就一片模糊，是泪水挡住了视线。他用手拭去泪水，又接着拍……吕相友觉得自己这一生的泪水都洒在了毛主席的灵堂里。
虽然每天前来吊唁的人群排着长长的队伍，从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一直延伸到门外的马路上，有时甚至排到了天安门广场，但还是有很多人排不上队，不能亲眼一睹毛主席的遗容，这中间也包括人民日报社的一些工作人员，于是他们找到了吕相友，希望他能想想办法，将他们带进去吊唁毛主席。由于吕相友常为中央领导人拍照，与中央警卫团的人很熟悉，所以他便与中央警卫团进行协商，“开后门”满足了同事的愿望。
如今，吕相友已年过七旬，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吕相友“相思”的正是在当年政治新闻拍摄经历中每次看到的毛主席的笑容，每次听到的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
（摘自《镜里波澜30年――吕相友摄影作品》，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33.00元）
 |
